叁门之战:明朝与葡萄牙历史上的首次军事合作

2019-01-10   阅读:164

  但随着双方接触的频次增加,互相间了解的深入,合作也就不可避免的产生。尽管这些早期合作的规模往往不大,也非常容易隐藏在史料中不易发现。但蛛丝马迹间,还是透露着双方各自的无奈。

  1564年的叁门之战,就是明朝首次与葡萄牙船长的军事合作。双方不仅各求所需,也在现实困境面前选择了新的时代。

  1520年代,明朝并没有认识到自己所处的世界已经变天。过去足以于外部的地理,正随着科技进步与时代发展而逐渐。频繁跑到朝堂上的藩属使者与尾随而至的葡萄牙人,就让已久的涉外部门觉得无所适从。

  此后的三十年里,明朝出于自卫本能而与代表当时对外开拓的葡萄牙,发生了一系列并不愉快的鸡同鸭讲。前者以世界至高权威自居,希望所有前来的交流者都识趣的自降一级。同时,又出于内心层面的自卑与不屑,希望所有交流都被在可能的最低范畴。后者的要求则灵活许多,但基本上寻求基于相互尊重的对等交涉。对于巨大市场的原始冲动,又让他们希望将交涉地域和程度都做稳步提升。这就注定了明朝与葡萄牙双方在早期的必然对立。

  甚至于因为葡萄牙人带来的外部刺激,明帝国原有的内部分配格局也出现了紊乱。长期被故意的东南沿海地区,开始有了打破贸易管制的希望。除了那些意图继续垄断口岸的,民间层面的骚动还是一发不可。反过来,这又刺激了明朝朝廷的进一步闭关自守。大量的和军队,开始一轮又一轮的贸易严打,直接了大部分自然形成的沿海利益分配机制。

  从屯门-西草湾战役到双屿岛的兴起和,都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诞生的关键节点。嘉靖朝的倭寇大爆发与军队贪功冒赏出来的走马溪大捷,更是时代变局催生社会紊乱的标志性事件。

  以上因素引申到军事层面,又进一步和解构了虚弱的明朝沿海防务。过去以卫所兵制扎根沿海的众多水军军寨,在朝廷终于开始关心沿海前,就已经趋于。

  由于明朝长期执行不容松动的海禁,沿海众多岛屿的居民被强制迁徙到内陆居住。一些岛屿成为了可以给海盗利用的无主之地,另一些则成为了水军的所在。但这些岛屿往往并不适合于种植作物,有的可能连淡水资源都比较匮乏。原本是异常依赖土地财政的卫所兵制,就这样失去了的必要土壤。容易的条件,让兵士们大量逃亡。损坏的船只也根本得不到修补经费。

  类似的卫所体制衰退,在明朝各地都有发生,逼着朝廷从15世纪开始用募兵制作为补充手段。但因为明朝的经济一直处于萧条状态,朝廷也不可能长期维持大规模的募兵数量。在土地依然用于维系卫所制前提下,数额不多的粮饷是征募部队的唯一犒赏。但沿海的局势急剧恶化,这套并不完善的应急预案也就被直接复制到了当地。

  大约在倭寇兴起的前后,明朝开始用大批募兵来执行沿海防务。而且为了断绝地方上的利益纽带,所招募的部队都必须到异乡服役。比如将相对内陆的山区壮丁,雇佣到沿海地区作战。又将广东沿海的海员,招募到福建去对付倭寇。在戚继光的戚家军成功的同时,各种类似维系模式的军队,成为了明朝控制沿海的中坚。其中的绝大部分,又根本无法获得戚家军才有的待遇。

  1564年,这套用于临时救急的体制,直接引发了著名的拓林水兵兵变。不满于低下待遇的水师,在接到抗倭名将俞大猷的北上调令后,决定发起哗变。由于不是潮州拓林本地人,他们决定集体返回自己的故乡东莞据守。这便将原本只活动于江浙与福建沿海的倭寇风波,又推向了南方的珠江三角州。

  16世纪的50-60年代,大量的倭寇在江浙与福建沿海频繁出没。根据亲历者的回忆,其中除少数日本浪人外,不乏大量的福建本地人、浙江人和数目不少的徽州人。这种组成结果,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广东沿海不是倭乱重灾区的原因。

  在明朝的海禁制度开始后,岭南地区的珠三角就是少数留下的口岸。南洋都会到这里进行海上朝贡。当地的朝贡贸易收入,也远多于给琉球的福州、给日本的宁波和给朝鲜的蓬莱。从战国时代就形成的贸易传统,在最大程度上得到了。岭南的特殊,又让朝廷的直接管辖力度不如靠近赋税重地的北方两省。

  所以,在漫长的海禁期内,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州一带的居民,都会保留最起码的出海能力。到了财政日益吃紧的15世纪后期,连地方官都加入进来。一方面打破了固定的朝贡期限,希望更多南洋船只光顾。另一方面又会当地人出海贸易。哪怕有正德与嘉靖两位的三令五申,也没有住这个现象的继续发展。

  但这些人,却在16世纪成为了朝廷可以征用的人力资源。由于大量的沿海人口加入倭寇或是被认定为倭寇的同情者,明军开始招募珠三角地区的海员作为水师主力。拓林兵变中的1000名东莞水师,就是因此来到潮州驻防的。只是在当时,很多人并不愿意连人带船的被官军征调。以至于故意将船造的更小,希望躲过筛选。

  当拓林的东莞水师回到珠江,也重新与过去的们建立了联系。一些沿海地区的私人盐商与其他走私船,纷纷加入了他们的行列。这就让叛军的规模,迅速增加到数千人,并拥有了30艘大船和40艘小型船舶。他们计划从珠江直接杀入,占领首府广州城。

  1564年,当叛军的船队开始进入珠江口后便有如无人之境。由于巡抚吴桂芳正在广东北部的山地叛乱,所以将大部分还有战斗力的卫所军都抽调去北方。已经调任广东总兵的俞大猷,面临兵力严重不足的问题。

  明朝的广州城,原本只是举例水岸有相当距离的一座小城。这种筑城选址,显然不是为了方便贸易,而是为了预防从水面方向来的。但随着贸易恢复和人口的发展,原先的城区已经无法容纳人口。城区自动向城墙外延伸,形成了更大规模的社区。在兵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,外城尤其是靠近江岸的地方,就被自动放弃。好在叛军本身也没有任何攻城的准备,对于依然有城墙的内城,暂时没有办法。在劫掠一番后便选择了暂时后撤。

  因而,俞大猷抓住时机玩起了声东击西战术。他首先调派部分官军的水师从珠江口逆流而上,将叛军的吸引力转移到他们的背后。接着又派官军四处出击,将附件地区的船只全部搜罗过来,成第二支船队。

  一个月后,叛军加入了更多珠江口的走私船只,重新折返广州。这次,他们的人数已经增加到万人以上,有了攻打广州城的资本。

  俞大猷就将搜罗来的船只用铁索相连,组成一道横跨珠江两岸的水上屏障。但早已熟悉当地水况的叛军,很快就在退潮时了准备好的火船。这场南粤版的火烧赤壁,就以官军的惨败而告终。但部署在下游的官军,还是成功实施了一次突袭。本身也是临时组合的叛军,在慌乱中被击败。600多人没有进行激烈抵抗,便选择向俞大猷投降。

  无奈之下,俞大猷只能开始采用分化战术。他向加入叛军的广东私人盐商许诺,只要愿意接受诏安,就可以既往不咎。同时还能获得给予的许可证,可以进行的食盐买卖。在这种看似不错的许诺下,有21艘船只离开了叛军队伍,加入到了官军一边。

  随后,官军有利用叛军船只靠岸补充淡水之际,发动了突袭。随着300多叛军与几位主要首领被俘,拓林兵变在表面上看似已经被彻底平息。

  但在广州陷入危机的同时,原本叛军原本所驻扎的潮州地区也发生了规模更大的叛乱。大量被称为倭寇的叛军,在当地形成了巨大。明朝在广东的控制力,瞬间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。俞大猷在解除了广州的危机后,离开又向东赶去对付潮州的叛乱。

  原本加入拓林水兵一边的私人海商,还是有不少人从珠江的乱战中逃出。他们出海后向西逃跑,一跑到了珠江口以西的上川岛附近据守。已经被各地叛乱弄得焦头烂额的明军,自知在外海没有绝对的把握来获得优势。于是,他们开始破天荒的寻求葡萄牙人协助。

  当时的葡萄牙人,已经在实际上获得了澳门的留居权。虽然人口不多,也没有完善的军事力量,还是接到了求助要求。毕竟,在明朝的看来,葡萄牙人在海战中一贯犀利。现在已经落脚澳门,按朝贡的就属于治下的,像地方上的土司或边境部落那样有出兵帮助官军的义务。

  结果,一艘来自马六甲的中国式帆船被派来搜寻叛军踪迹。船长梅洛虽然指挥的不是一艘战舰,海员大部分都是南洋的马来当地人,还是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。因为他们也知道这样对于交好广东地方官有好处,能够帮助自己进一步扩大在远东的贸易。

  最终,这艘装备了弗朗机炮的葡萄牙舢板,领着明军水师的小船出发。如同之前在双屿岛那样,明军选择偷偷登陆,从背后突袭刚刚撤退到当地不久的叛军。葡萄牙商船上的火炮,发挥了很大作用,成功了叛军的还击火力。在数艘叛军船只起火被毁后,剩余的人也开始登船逃离。这支规模很小的明葡联军,便在叁门海上又进行了一轮追逐。直到目送几艘船逐渐远离。

  这场被明朝称为叁门之役的战斗,无疑是当年众多平叛战争中的一个小小插曲。但这也是明朝与葡萄牙人在历史上的首次军事合作。

  规模更大,层次更高的合作,在后来的一个世纪里将出现多次。这不能不说是双方基于现实需求的必然。仅从这点来看,叁门之战可谓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。(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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